钱令希院士毕生的重要贡献

1 科学技术 钱先生在科学研究的贡献可以概括为理论方法、工程应用、计算力学和结构优化4个方面. 作为将才和帅才兼任的人才，前2个方面主要是他作为将才方面的贡献；后2个方面主要是他作为帅才方面的贡献. 1.1 理论方法 理论方法包括：1) 梁拱响应函数族的内在微分关系；2) 悬索桥结构分析的实用简化方法；3) 开创变分原理研究热的余能原理；4) 结合壳的稳定性理论与应用研究；5) 极限分析的变分原理与规划解法；6) 复杂结构系统实用优化设计算法. 《梁与拱结构函数分布图与感应图之间的连锁关系》(国立浙江大学工程季刊，1944)，是钱先生在1943年的研究成果，该论文于1946年获得当时政府颁发的科学奖. 1944年11月，他应邀到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 这是他在此任教期间撰写的多篇崭露头角的学术论文之一. 该研究成果揭示了梁或拱在集中力、力矩、截面转动、截面切移和截面纵离5种形式的外载荷作用下，包括变位、转角、弯矩、剪力和推力5种响应函数内在本质的微分关系，并且得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个连锁关系矩阵图，把人们熟知的弯矩-剪 力- 荷载三者的微分关系从纵向往横向推广. 极为宝贵的是，尽管学过材料力学的人们都熟知这三者的函数关系，可是几乎没有人想过做类似这种另一维的推广. 钱先生在这一时期另外的创新成果是结构分析无剪力分配法，可用于空腹桁架和刚架分析，是当时盛行的弯矩分配法中最简洁的精练方法《超静定结构学》(钱令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表于1951年). 《A Simplified Method of Analyzing Suspension Bridge》(Qian Lingxi, Proc ASCE,1948; Qian Lingxi, Trans, ASCE, 1949)，这篇阐述悬索桥分析简化方法的50页论文先后于1948和1949年在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论文集和美国《土木工程学报》上发表. 1951年，由于其创造性、深入浅出和面向工程的风格，获得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结构力学的Moiseff奖. 关于研究悬索桥分析的简化方法背景是在云南边陲的澜沧江上，中国第一座悬索桥刚刚落成. 悬索桥属于吊桥体系，吊桥的跨越能力远远超过梁式体系和拱式体系. 该体系除了跨越能力还有省材和美观的特点. 吊桥体系的诸多优点之一是它由悬索、吊杆、加筋梁组合而成. 如果说200 m跨径以下的吊桥计算还可以采用使用了大约一个世纪的弹性小挠度计算方法，那么大于200 m跨的吊桥已经属于大挠度分析，若不采用合理的计算方法，将造成设计上的误差，导致危险. 合理的计算要采用非线性挠度理论，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工程师如何去应对？钱先生发现了2点：一是非线性因素对悬索的水平拉力的数值大小固然有影响，但是对其在桥梁活载下的变化规律却影响极小；二是非线性因素对加筋梁的影响，可以用一个柔度系数来表征，而这个系数在给定的恒载与活载比例下是相对稳定的. 这2个力学性质的发现，大大简化了非线性分析. 钱先生推演出了一套完全显式的计算公式和供工程实用的曲线，使设计者使用计算尺便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对一个设计方案的近似非线性分析. 另一个力学理论的重大成果是，钱先生在《中国科学》1950年第1、2期上连续发表了《余能理论》，该论文开启了中国对力学变分原理的研究，受此文影响，出现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变分原理研究成果. 其中一项成果发表在1954年，是由他的学生胡海昌提出的三类变量变分原理. 这项成果国际上称为“胡- 鹫津”变分原理，推动了国内外对力学变分原理的深入研究. 余能理论本是德国学者Engesser于1889年提出来的，但是长时期没有得到关注. 钱先生的论文提出5个定理并予以论证. 文中还证明了，不论材料的本构关系是弹性的还是塑性的，直梁在纯弯曲情况下平截面保持为平截面的结论，不再是实验假定，而是必然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余能理论为非线性问题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能量原理. 1960年代初，为制订中国潜艇结构的强度计算规则，钱先生承担了锥、柱结合壳在静水压力下的稳定分析任务. 壳体由于有曲率，较之杆、梁、孔、板更难分析，壳开孔比板开孔更难计算. 钱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对于圆柱壳开圆孔、椭圆孔和多开孔等困难问题，运用虚宗量的Bessel函数、Hankel函数等特殊函数进行了分析，取得一系列近似解析解. 在壳体稳定计算方面，针对实际应用性很强的锥- 柱结合壳，应用壳体的半无矩理论，再结合边附近运用边界效应理论，然后利用最小势能原理，解决了结合壳的稳定分析问题，钱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研给出相应的理论和算法，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关于壳体的极限承载能力》(钱令希，1962年第2期，力学学报)；《圆錐壳极限承载能力的实验和计算》(钱令希，周承倜，云大真，1963年第2期，力学学报)；《以薄膜理论为基础的锥壳极限分析》(钱令希，钟万勰，1964年第2期，力学学报)；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成功地应用于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并被纳入国家设计规范. 钱先生对能量理论的兴趣一直是很浓厚的，前述壳体极限承载能力的论文，就是利用能量原理的概念和方法解决的. 方法虽然简洁，但他并不满足，他要把方法推向更一般化. 为此，1963年他和钟万勰一起发表了：《论固体力学中的极限分析并建议一个一般变分原理》. 该文以假设的速度场和应力场彼此独立取变分，满足极限分析的全部方程，包括材料的塑性屈服条件. 变分的结果可以给出介于上限与下限承载能力之间的近似解. 该文为塑性力学中变分原理开创了一条新路，引起了同行们的广泛兴趣. 以后，钟万勰又把它发展成极限分析新的上、下限定理. 钱先生一贯认为：从工程观点出发，结构分析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把握结构在给定荷载环境下的极限承载能力，因此才能估计一个结构方案的真实安全度. 通常，工程设计依靠的弹性分析只能给出在工作状态下的应力和变形，按许用应力和许用变形校核设计，通常忽视了材料塑性赋予结构的承载能力，不仅得出的结构安全系数不真实，而且造成材料资源的浪费. 因此，长期以来，他总想为工程师提供一种方便而又实用的极限分析方法，包括复杂加载下的安定分析方法. 为此，他指导博士生王志必基于计算机技术，将有限元方法和线性规划相结合，借助于带可变参数的温度场，构造出了一个虚的自平衡应力场，完成了预想的研究，统一解决了极限分析和安定分析，发表了《结构极限分析和安定分析》(钱令希，1989年第1期，计算结构力学及其应用). 1990年，钱先生就此文在美国召开的机械工程学会压力容器及管道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过报告. 后来，他和博士生又在改进这个方法，用弹塑性弹簧和刚性单元构造有限元模型，既可以简化计算工作，又可以提高应力分析的精度. 该方法可望用于岩土力学中解决极限分析问题. 如果说钱先生指导王志必研究极限分析和安定分析的研究是他在这个时期把能量变分原理与计算力学的结合，也是向计算力学研究的转移，那么，与此同时，他还把对于结构优化的倡导变成了身先士卒的研究. 钱先生带领年轻人做了大量适合复杂结构系统的实用优化设计算法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例如：《Efficient Optimum Design of Structures—Program DDDU》 (Qian Lingxi，et al,1982，30)；《An Approach to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 SQP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Qian Lingxi，et al, 1984，1(8):83-100)；《工程结构的序列二次规划》 (钱令希,等，1983年第4期，固体力学学报). 这些优化算法涉及多种有限元组成的大型的复杂结构，在多种载荷工况下的静力、动力等背景，在多种约束条件下的优化模型，很难从数学规划中找到现成的解法，因此，钱先生带领有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团队研究出了高效率实用的算法，不仅用于自己编制的通用结构优化软件，而且对于结构优化领域的同行有借鉴价值. 钱先生在专著《工程结构优化设计》(水力电力出版社，1983年)细致地梳理、系统地总结了这些研究成果. 1.2 工程应用 工程方面的应用包括：1) 铁路桥梁的施工与设计；2) 2个长江大桥的规划；3) 拱坝的设计与力学分析；4) 核潜艇结合壳的力学计算；5) 全焊空腹桁架钢桥的设计；6) 赵州桥的弹塑性分析计算. 1938年，时年22岁的钱先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比利时最优等工程师学位. 虽然导师非常希望他留在比利时工作，可是他为了抗日救国决定回国，在昆明刚成立的叙昆铁路局任铁路桥梁工程师. 刚参加工作，他和一位老工程师一起在人烟稀少的西南边陲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进行桥梁踏勘，为上百个大小桥梁、涵洞定位定型. 这段经历，为他今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热心为工程建设服务，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38—1943年，先后在川滇铁路公司、云南大学和茅以升领导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工作. 虽然钱先生于1943年11月应邀到浙江大学任教，又于1952年1月，应邀去大连工学院任教，可是他终生没有减弱自己对于结构工程实际的关注和参入，尤其在中国的桥梁工程、水利工程、舰船工程、港湾工程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钱先生担任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顾问，参加桥梁的规划和科学研究. 1955年，作为负责人之一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并于下半年亲临现场，解决施工中的具体问题，该工程2年后竣工. 1958年，他回校创建了数理力学系，接下来又以南京长江大桥工程顾问的身份，参与这座桥梁的规划、设计和科学研究工作. 1959年，他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会议，随即提出了新型支墩坝型——梯形高坝的建议. 这是一种介于传统的重力坝与大头支墩坝之间的坝型，可用于高坝建筑. 当时，薄壳理论还很难用于拱坝分析，国外习用的试载法又过于繁复，且结果难于判断，而中小型拱坝常用纯拱法和拱冠梁法，其力学模型的假设虽然清楚，但略去的因素太多，过于粗糙. 钱先生于1959年在《大连工学院学报》和1961年在《中国科学》上连续发表文章，如：《关于拱坝的计算—考虑扭转作用的拱冠梁法》;《把拱坝壳体的扭转作用纳入拱冠梁法》，虽然增加的计算量不大，但得到的结果却更接近于实际，因此该方法在工程中得到了应用. 这种坝比重力坝的造价经济，且施工中容易散热，坝底浮托力也较小；比传统的大头坝，由于它每一坝垛的横截面沿坝高均为等边梯型，截面内没有突变，所以能够避免大头坝横截面内在头部可能产生的拉应力. 它的最突出的优点是施工方便，混凝土工程可以采取大面积的平面模板，有利于大体积混凝土浇灌，投资也较节省. 这个坝型被水利部上海勘测设计院用于浙江乌溪江上湖南镇的水电站建设. 该坝高达128 m，长440 m，分22个支墩，是中国最高的支墩坝，于1979年10月建成. 后来，广西32.6 m高的龙门坝等也采用了这种梯形坝型.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决定建造自己的核潜艇. 钱先生承担了为建设核潜艇研究壳体的强度、开孔和稳定问题. 他亲自挂帅，组织一批中青年教师协力攻关，终于完成了10多份研究报告，给出了相应的理论和算法，后来，他因“文革”冲击而被迫停止了工作. 在逆境中，由于核潜艇工程办公室陈右铭主任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钱先生有机会再次参加核潜艇工程的力学计算. 他与钟万勰等一起协力攻关，取得圆满成功，为中国建造第一艘核潜艇做出重要贡献. 他们的这项成果应用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并反映在中国潜艇计算规范上. 这项成果和题为《潜水耐压的锥柱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的有关学术论文，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在“文革”中，钱先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办公室和实验室都被关闭，在学校附近的农村庙岭大队农民的配合下，他到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帮助农民设计不用钢筋的小桥和不用木材的小学教室屋顶. 1974年11月，大连工学院承担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油港——大连新港主体工程的设计任务. 钱先生领导了海上栈桥的设计和建造，他提出“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的方案，并参加设计和施工. 1978年，此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20世纪70年代优秀设计奖. 这座栈桥承载通油通水的管道和一个车道的载荷，将陆地与1 km外的油港码头沟通起来. 鉴于荷载分布均匀，为了节省钢材，再加上工期要求紧，钱先生在仔细研究了各种方案之后，认为最优方案是采用100 m跨度的全焊抛物线上弦的空腹钢桁架. 这种桥型是比利时Virendeel教授首创，20世纪30年代，曾在比利时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当时设计和施工经验不足，曾屡有事故发生. 钱先生提出这个方案时，有些人劝他：“这种桥型在国内无先例，国外也没有这么大的跨度，还出过不少事故，何必去冒这个风险！”钱先生认真总结了国外失败的教训——节点设计不合理、钢材质量差和焊接技术不成熟. 他肯定这种桥型对于大连新港的海上栈桥是十分有利的. 他潜心研究，通过4种跨度、3种桥型的模型试验，终于把这个方案定了下来，找到了以柔克刚的办法来降低节点的应力集中. 同时他认真检验使用的钢材，跑了10多个工厂，组织并培训了优秀的焊接技工，集中了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经验，制订了加工程序和海上架桥的方案. 接着，钱先生带领他的设计组到工厂和海边工地，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制造和海上架设工作. 1975年夏天，在大连新港栈桥第一跨组装的日子里，钱先生一连20多天没有离开施工现场，和工人、青年教师一起住工棚，吃玉米面饼子和几分钱一碗的蔬菜. 为了把自重4.05×105kg的桥架安全、准确地整体吊装到桥墩上，他冒着炎炎烈日，带着疾病，四处奔波，寻计觅策. 为了等第二天早晨赶潮起吊，他整整一个晚上都与工人在一起做准备工作，栈桥于1976年建成. 设计小组编写的《全焊空腹桁架钢桥》一书于1982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1987年，钱先生以弹塑性分析方法计算了隋朝工匠李春领导建造的赵州桥的受力状况. 分析结果令人瞠目结舌：1400年前的石拱桥，压力线和拱轴线是重合的，李春等设计的桥竟然符合现代力学的原理！他以“1400年前的赵州石拱桥的新见解”为题，在国际期刊上发表《New Insight into Ancient Stone Arch Bridge—The Zhao-zhou Bridge of 1400 Years Old》(L X Qi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1987,29(12):831-843)，隋允康教授受钱先生启发，让其博士生用ICM方法按赵州桥的环境和载荷，计算一个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的构型，得出的图形竟然同赵州桥十分相近. 钱先生得悉，十分振奋. 他恰好要去新加坡领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对方要他做一个学术报告，钱先生叮嘱隋允康教授，务必把这一奇妙的结果连同压力线和拱轴线重合的奇妙结果，同时做到展示大工工程力学研究所成果的幻灯片中. 果然不出钱先生的预料，国外学者听了钱先生的报告，对于赵州桥经得起2种不同力学方法的验证而感到万分吃惊，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予以高度赞赏，可以参阅：《赵州桥的承载能力分析》(钱令希, 1987年第4期，土木工程学报)；《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的ICM方法》(科学出版社，2013年). 对赵州桥的理论分析是钱先生首次用现代力学方法做出的很有意义的工作，他的现身说法引导学生跟进. 这不只是从历史上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其内在意义说明，人类通过长期技术实践的积累，结构类似生物进化的方式通过昂贵的筛选获得了优化的结果. 这更加印证了：借助于现代计算力学的理论与手段，可以缩短需经历千百年的设计周期，迅速拿出经济合理的方案！ 1990年5月，钱先生在《力学与实践》杂志上发表《力学与工程》一文. 他认为，力学一开始是物理学科的基础，从基础研究到实践应用，特别是与工程结合后，逐渐形成了应用力学这门独立的技术科学中的骨干学科. 它服务于自然科学，但更重要的是为工程技术服务，并且服务对象极其广泛. 它发展迅速，分支林立，很难有人能通晓和掌握其全貌. 钱先生深谙力学与工程的关系. 工程需要力学，但是古代没有力学，工程也在进行；今天有了力学的参与和服务，工程技术就更加灿烂多姿. 1.3 计算力学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钱先生就已敏锐地觉察到电子计算机的作用，它的应用将会影响到各门学科的进程，会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于是，他利用空隙在进行知识更新，做研究的储备. 可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止了一切科研. “文革”初期，人人自危，不容任何人考虑同科研相关的问题. 70年代，“文革”进入中期，伴随着在科技方面极左程度的降低，钱先生开始重新考虑发展计算力学. 终于，他找到了一个落实“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作为理由，说服掌管学校大权的工人宣传队同意他组建力学小分队去上海的建议. 钟万勰老师受钱先生委托，带领青年教师去上海，在为工程界的服务中，开创性地研发用于工程设计的应用软件，培养了计算力学队伍. 1973年，钱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力学规划座谈会上阐述了一些设想，倡导发展计算力学. 他还提出力学要突破仅做分析的老传统，要以综合研究工程优化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为工程服务. 他指出由于计算机的应用，国外力学分析的新局面已经打开，并且发展迅速，而进行结构优化设计也正在形成气候，中国力学工作者必须迎头赶上. 会后，他在《力学情报》上发表了《结构力学的最优化理论与方法的近代发展》一文，引起了力学界和工程界的关注和响应. 1977年，他的主要助手钟万勰带领团队，研制出了通用性很强的大型组合结构分析程序JIGFEX. 1981年，教育部举办的技术鉴定指出，这是中国计算力学和科技应用软件方面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 现在这项成果已被广泛地运用到土木、桥梁、船舶、航空、航天、铁路、汽车、机械和材料等各个领域. 1978年，在制订全国力学学科发展规划时，他极力提议把“计算力学”列为力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他的提议被采纳，并被指定主持全国力学发展规划中“计算力学分支学科规划”的调研与制订工作. 之后，他致力于组织队伍，领导计算力学的发展，进行研究与实践，发表了一批论文. 1980年和1981年，他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结构力学专业组组长. 为了倡导计算力学，他在大连和杭州亲自组织了2个全国性的计算力学会议. 1980年，钱先生领导开发出了多单元、多工况、多约束的结构优化设计——DDDU程序系统. 教育部举办的技术鉴定会指出，DDDU系统把力学概念同数学规划方法相结合，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传统难点，在为火车、汽车、特种车及雷达天线等进行优化设计时均取得良好效果，在实用性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1980年代，钱先生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1981年，他率领代表团赴比利时和英国访问与讲学. 1982年，他又去美国考察、讲学. 同年，他担任了国际著名的计算力学杂志《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的编委.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力学学会大会上，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长钱学森推荐他为第二届理事长，并且说道：“钱令希教授紧跟时代步伐，我表示十分钦佩！”大家一致选举他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理事长. 1983年8月，他在大连主持了中美工程计算力学学术讨论会. 1983年，中国力学学会正式成立了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计算力学学科和队伍得到迅速的发展. 1984年2月，为推动力学与工程结合，反映中国计算力学的最新成果，钱先生创办了《计算结构力学及其应用》杂志，并担任主编. 1985年8月，由他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出版. 1986年9月，国际计算力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IACM)正式建立，钱先生是发起人之一. 在钱先生等的倡导下，中国力学学会直属的计算力学学会在国内多次举办重大国际学术会议，成为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团体. 1987年9月，他接受以比利时国王名义授予的比利时列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他1995年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8年获得了陈嘉庚技术科学奖. 1.4 结构优化 钱先生在1973年中国科学院力学规划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报告，不仅引发了中国计算力学的大发展，而且推动了学术界和工程界对于结构优化设计的研究. 作为中国结构优化研究的发起人，钱先生采用点面相合、走出去和请进来相辅、培养人才与研发成果相成的做法，迅速打开局面，很快促使中国结构优化研究的学术与产业的综合水平在1970—1990年初于亚洲领先. 首要的事情是编辑出版《结构优化选集》. 钱先生联系各地有热情、英语好的年轻学者去查找国外著名期刊上发表的结构优化论文文献. 1979年，《Selected Papers o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论文集问世，钱先生为它撰写了8 000多字的前言. 为了培养研究结构优化的中青年骨干，钱先生采取了6个途径：1) 送程耿东和李兴斯分别去丹麦跟随Olhoff和英国跟随Templeman攻读与结构优化有关的博士学位；2) 留隋允康在身边研究结构优化方法和重点研发DDDU结构优化系统，同时协助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3) 鼓励孙焕纯教授指导从事结构优化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4) 勉励应用数学系骨干教授从事数学优化方法研究；5) 指导王希诚、施浒立和刘英卫攻读结构优化方向的博士学位；6) 指导硕士研究生做结构优化的研究. 仅在1978年培养的相关研究生就有8人：葛增杰、李兴斯、姜敬凯、阴宗朋、喻永声、车维毅、关东媛和王希诚. 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先生派丁殿明和隋允康先后去长沙参加李炳威教授和哈尔滨参加王光远院士举办的美国Franklin.陈教授讲授的结构优化讲习班. 到了80年代，钱先生又陆续请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吴方教授讲几何规划、英国利物浦大学Templeman博士和比利时列日大学的Fleury博士前来讲学和交流，邀请国内从事结构优化的中青年学者参加. 其中，前来参加Templeman博士讲学的段宝岩，当时不到30岁，是刚刚接触结构优化的硕士生，2011他已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段宝岩非常感谢钱先生地说道：他老人家组织的这个研讨会打开了我的眼界，激励了自己在天线结构优化的研究方向上树立雄心壮志. 钱先生一方面带领自己的团队踏踏实实地进行结构优化的研究，他本人又不厌其烦地接待各行业从事结构优化研发的学者们；另一方面还应邀到各地讲学和解疑答问，他还派程耿东和隋允康到校外做结构优化讲座. 在钱先生的带动下，当时各行业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投身结构优化研究的现象. 他们既是学术同行，又是钱先生的朋友，其中的老前辈有：哈尔滨建工大学从事土木结构优化的王光远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研究设计院从事坝体结构优化的朱伯芳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从事飞行器结构优化的夏人伟教授、西北电子科技大学从事天线结构优化的叶尚辉教授、福州大学从事工程结构优化的康金章教授、大连交通大学从事铁路车辆结构优化的郁惟仁教授、南京化工公司从事工程结构优化的侯昶高级工程师、长春汽车研究所从事汽车结构优化的权奇渡高级工程师、解放军防化学院从事军车结构优化的田振中教授，等等. 他们多已退休，可是他们的弟子们还活跃在各自的结构优化研究中. 钱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工程结构优化设计》(水利电力出版社)，该专著于同年获得全国优秀科技著作一等奖. 该书特别注重实用可行的结构优化建模和求解方法. 当时，结构优化设计有2条途径：一条是依靠数学规划，其理论基础强，并有通用性，但实际应用比较困难；另一条是依靠一些简明的准则，来指导优化的算法，它便于工程实用，但仅限于部件截面的优化问题，因此有局限性. 在这类问题上，钱先生领导的研究表明，2条途径实际是可以统一的，都可归结到序列数学规划的算法上来. 这个结果和当时国际上几位先进学者的工作一致. 但是，他们是先行10年后才走到这一步的. 他和同事们进一步研究，在1983年发表了《工程结构优化的序列二次规划》一文，找到一条比序列线性规划更为切合实用的途径. 在这个基础上，他委托隋允康开发了DDDU程序系统. 这个系统后来有4个版本，逐步从研究性的优化程序发展到切实面向工程应用的程序. 这个程序比较完善，得到工程界的应用，也为国外同行重视. 在工程应用上为国家节省了大量钢材. 这项成果于1985年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1990年，钱先生主持的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研究工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又于199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1990年代，日本的结构优化同行了解了钱先生倡导的中国结构优化方向上的进展后，主动到大连工学院交流. 1994年，双方在大工召开了结构和机械系统优化研讨会. 以后，韩国学者加入. 到2014年，这个研讨会已经持续举行到了第八届. 现在，“中日韩结构和机械系统优化研讨会”(The China-Japan-Korea Joint Symposium on Optimization of Structural and Mechanical Systems，CJK-OSM)改名为“结构与多学科优化亚洲会议”(The Asian Congress of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由于钱先生的悉心领导和苦心经营，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世界的结构与多学科优化领域里占有了重要地位. 2015年，程耿东院士当选为ISSMO(国际结构与多学科优化协会)主席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印证. 的确，在大连理工大学，从钱令希院士领导的结构优化研究团队发展到程耿东院士领导的结构与多学科优化研究团队，现在人多力强，成果丰硕，对于国内同行有示范作用，对于国际同行有辐射作用. 2 学科建设 钱先生于1941年担任云南大学教授，1943年担任浙江大学土木系教授. 钱先生在1950年担任浙江大学土木系主任之后，励精图治，在改革中求进取，大力整顿和加强了资料室和实验室，并提倡教师写教学大纲，改进教学方法. 这些是他早期在学科建设上做的工作. 1952年1月，钱令希院士接受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博士“三顾茅庐”之邀，来到大连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任教授. 他遵循屈伯川院长办学思想，不断完善提升系的学科建设. 他主持创办全国第一个港口工程专业，并且担任第一任科学研究部(现称为科研处)主任. 1954年，他还主持创办《大连工学院学刊》(现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钱先生和唐立民教授在1958年共同创办数理力学系. 钱先生任系主任. 值得注意的是，数理力学系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凝聚了人才、培养了新秀，在力学、数学和物理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如同谷物的分蘖效应、蜜蜂和蚂蚁的分窝效应，“文革”后数理力学系又孵化出了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应用数学系、物理系、工程力学系和工程力学研究所. 钱先生组织各个专业的带头人一起制定了学术领先、内容充实的教学大纲来发展专业；鼓励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发挥自己的特长，扬长避短地促进研究活动. 大连工学院的学科建设的多样化与钱先生远见与努力分不开. 在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学科建设中，钱先生善于从力学入手，形成经验，不仅使之进入全国高校力学专业的前列，而且为数学和物理专业做出楷模. 以力学专业为例，课程设置很好地将夯实宽基础与预设灵活应用接口相结合. 欲使学生夯实宽基础，教师一定要选好教材. 例如选物理专业用的黄振中《高等数学》和梁昆淼的《数学物理方法》，选洛强斯基的《理论力学》、艾利斯戈尔兹的《变分法》等等. 在“文革”前，开设这些课程和选取相应的教材是很有远见的. 在当时就强调分析力学、变分法，今天从能量变分的角度就十分顺理成章，很容易掌握. 还有“程序设计”课，虽然讲的是编码程序，当后来有了“计算机算法语言”，当时学过这门课的人，一下子就透亮了. “文革”后，又增添了“结构优化设计”课程. 灵活应用接口的课程是指“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和“电工学”等，为力学专业的毕业生联系工程实际或改行从事工科行业提供方便. 直到今天，国内有些大学的力学专业，讲理论力学竟然不讲分析力学，讲微分法却不提变分法，讲结构分析毫不理睬结构优化. 为了力学的学科建设，钱先生对于工程力学研究所，将研究室的划分同拟发展的学术研究方向相对应，体现了他的“学术细胞”的构想，有如下研究室：计算力学与结构优化、有限元方法、弹塑性理论与方法、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等等. 其中，爆炸力学研究室主任张凯教授曾经被错打为“右派”. 钱先生非常珍惜他的才华和能力，竭尽全力将他调回大连工学院. 这对于爆炸力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钱先生在学科建设的成就也反映在前述关于他发展“计算力学”和“结构优化”介绍中，这里不再赘述. 1981年，钱先生继屈伯川博士担任大连工学院的第二任院长. 如鱼得水，他进一步在全校施展学术发展的帅才能力了，他借鉴力学学科的发展经验，呼吁所有的学科都拓宽方向，促进发展. 例如，他呼吁各个学科都把“分析”推向“优化”研究. 钱先生的呼吁很有号召力. 他在全校组织跨学科的优化方法及其应用的学术交流大会，各科优化都聚在一起，大方向都是优化，有数学、力学、土木、机械、造船、化工等等. 钱先生还个别鼓励与指导各系的精英从事本学科的优化研究，例如机械系的滕弘飞教授就常常同他切磋机械优化的问题. 钱先生同夏尊铨、唐焕文、冯恩民、施光燕、阳明盛诸位教授都是好朋友. 为了数学的学科建设，钱先生反复动员他们从对一般数学转到对数学规划的研究. 他们觉得老先生说得对，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团队，很快出了成果，培养出了人才. 他还让隋允康和李兴斯作为研究优化方法兼职的博士生导师，帮助他们申请获批了运筹学博士学位点. 他们这个运筹学团队很活跃，陆续从北京邀请到中国著名的运筹学专家桂湘云、越民义、吴方、韩继业教授等来大工讲学. 钱先生深深懂得：要想成功发展，没有团队为依托是不可能的. 大事业必须有大团队. 强有力的学术带头人是关键. 他知道数学学科建设也是相同的道理，他意识到打造出强有力的数学团队的重要意义. 经屈伯川前院长和钱令希现任院长的努力，著名数学家徐利治教授于1982年正式调往大连工学院. 原来，大连工学院计划在1981年成立应用数学研究所，在这之前，屈院长和当时任副院长的钱先生商量，聘任了徐利治教授任所长. 徐教授到大连工学院后，创办了全国性期刊《数学研究与评论》. 徐教授接受院长钱先生的建议，在1982—1984年期间，组织数学系和数学所的教员，开办数学方法研讨会，把波利亚(Polya)的《数学的发现》和《数学与猜想》2本书作为研讨会的主要参考书. 这项活动使中青年教师获益匪浅，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教学质量，也促进了他们的科研能力. 1981年，徐教授争取到教育部的硕士点，为大连工学院和华中工学院两校联合招收硕士研究生. 1984年以后，徐教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数学学科的建设很快就实现了钱先生的预想目标. 对于土木、造船、材料、机械乃至全校各个学科的建设，钱先生也倾尽自己的心血. 以土木系为例，他于1952—1958年任该系教授，之后，他也继续关心土木系的学科建设. 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邱大洪教授，在钱先生1952年主持创办全国第一个港口工程专业里，是首批青年教师(后来是大连渔港的设计者之一). 钱先生指导他撰写了论文《关于高桩码头的力学计算》. 在1956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宣读了这篇论文并引起很大反响. 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赵国藩教授，在钱先生1954年主持创办的《大连工学院学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文《建筑结构按照“极限状态”的计算方法》. 该文是钱先生鼓励并指导他撰写的. 不仅邱大洪、赵国藩院士，而且林皋院士也都是钱先生的学术好友. 1993年当选为两院院士的建筑学家齐康教授是钱先生于1984年调来大连工学院的. 齐康教授到校后，组建了大连工学院的建筑工程系. 钱先生不仅在上述的“硬学科建设中，而且在“软学科”的建设中流淌汗水，他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老师努力开展科学方法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而且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向全校提供条件和支持. 林康义、林永康、周怀珍、刘则渊、王续琨、刘永振、王海山教授都视钱先生为良师益友，经常同他畅谈交流. 钱先生主张：一所大学要发展得好，一定要把各个学科建设得稳，而要把学科建设稳，就必须要开阔视野. 他开放的态度，领导全校师生员工，解放思想，大力改革，锐意进取. 3 教育教学 钱先生不仅有力学研究和力学应用的激情，而且有力学讲课的激情. 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钱先生在浙江大学土木系开了一门选修课——高等结构力学. 听课的学生只有胡海昌和潘家铮2人. 在课堂里，钱先生用讨论交流的方式教学，有时候他给他们看自己的讲稿提纲，让他们提意见. 当学生提出有意义的新见解时，钱先生就鼓励他们把想法写成文章，同时也吸收到自己的教材中去. 师生之间切磋琢磨，教学相长，双方都感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后来，钱先生把当时的讲稿撰写成书，编写了2本结构力学教材《静定结构学》与《超静定结构学》，分别在1951年和1952年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这2本教材简洁而富有启发性，严谨而不落俗套，书中不少内容是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的心得和成果，例如《静定结构学》中的机动分析的通路法、《超静定结构学》中的集体分配法和调整分配法以及空腹桁架分析，都是概念新颖而又便于工程实用的崭新内容. 当时，结构力学盛行弯矩分配法，书中提出的调整分配法，后来被人称为“无剪力分配法”，颇受人们注意，得到推广和发展. 这2本教材深受土木工程师和力学工作者的喜爱. 钱先生从年轻时就形成了一个亲近听众的明朗讲课风格：概念叙述深入浅出、简洁流畅，理论推导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叙述表达通俗易懂、饶有风趣. 不仅课堂讲授如此，学术演讲也如此. 直至老年，他依然保持这种风格. 而有些学问很高的人，无论讲课还是作报告，如同宣读“天书”，听众如同坠入五里雾中. 钱先生的讲课风格默默无声地熏陶了周围的弟子，大家体悟到3点：像钱先生那样为听众着想，体察听众的水平；像钱先生那样运用智慧，用听众听得懂的话语体系讲课；像钱先生那样去汲取积累人生经验，包括生活经验、工程经验、研究经验，精心构建每次讲课或每场演讲的脚本. 从1952年的土木工程系到1958年的数理力学系，钱先生一直在讲授《结构力学》，也就是《静定结构学》、《超静定结构学》合二而一的课程. 到了1962年，钱先生把《结构力学》课程交给了钟万勰去讲. 以后，钱先生又讲《结构稳定理论》. 1979年，63岁的钱先生在工程力学研究所首次为研究生开讲《结构优化设计》. 以后这门课程陆续传递给程耿东、隋允康、王希诚和更年轻的教师. 钱先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教书育人，诲人不倦. 他倡导的“启发式认真教”和“创造性自觉学”的学风深得师生欢迎. 到了2002年，已经86岁高龄的钱先生，依然关心学校的本科生教学工作. 他选了《工程力学》和《理论力学》2门课程，亲自进行全程听课和跟踪，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他经常同讲《理论力学》的李心宏教授、讲《材料力学》的郑芳怀教授交流教学经验. 1991年，钱先生给《大连理工大学学生课余科技活动成果选编》题词：“要尊重和学习前人为我们创造的知识. 更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未来. ”从题词中我们体会到他殷切期待大学生们努力学习的心情. 从钱先生在1998年赠送给隋允康教授的墨宝中，足见了他的教研并举且更重视教学的激情：“……勤科研工作，理所当然. 乐教学工作，难得难得. 乐教学，教学乐，快乐教学. 允康勉之. ” 从钱先生2002年给李心宏教授的《教育与教学研究论文选集》著写的《序》上，我们不仅看到了钱先生对于老师、学生的谆谆教诲，而且可以看到他对于学校各级领导的拳拳期望：“事实上，大学生在一、二年级打好基础是最重要的，对素质提高和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学校必须建立一支高质量的基础课教学的师资队伍，这支队伍应是老、中、青教师结合，才能持续保持教学的高质量. 学校礼聘有潜力和经验的老教师教基础课，同时鼓励中年教师探索教学创新，并安排青年教师听课助课，是很有远见的. ” 在钱先生那里，教学与教育是紧密相连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人，教学是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 尽管艰巨的科研任务、繁忙的行政事物、频繁的社会活动让他在时间上受到牵制，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抽时间去讲课. 他是一名不脱离课堂的教育家. 他还十分珍惜那些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相关教育期刊人们的友谊. 大连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大连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杂志都得到钱先生的关心，那里的史振声、谢秉智、李爱梅、谢惠玲等教授都是与钱先生进行教育研究交流的好朋友. 4 人才培育 钱先生认为：“一名教师作为个人来说，想永远保持优势在天底下是没有的.”“学生要是不比先生强，我们的科学和教育还怎么发展？” 前面提到，20世纪40年代末，选修钱先生《高等结构力学》的2个人是胡海昌和潘家铮. 后来胡海昌成为中科院航天工业的力学专家，潘家铮为水电部的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 他们于1980年双双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钱先生爱才如命，爱生如子，这是有口皆碑的. 人们称他为“伯乐院士”. 1962年，钱先生把因为“反右”后不得志的钟万勰从北京调到大连工学院. 1973年和1978年，钱先生还克服种种阻力，先后从沈阳和通化，把受到“文革”影响而不能充分发挥才干的程耿东、林家浩和隋允康分别调回大连工学院. 1978年，根据钱先生的推荐，钟万勰被破格由讲师提升为教授. 1981年，钱先生出任大连工学院院长不久，就把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重担交给了钟万勰. 1993年，由钱先生推荐，钟万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5年，由钱先生推荐，程耿东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他出任大连工学院校长. 1993年，“钱令希力学奖励基金会”成立，钱先生亲任名誉理事长. 在他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到2009年在全国范围里已奖励了600多位优秀的青年力学人才. “钱令希力学奖励基金会”有力地推动了力学学科的持续发展. 如今，经过钱先生培养的学生遍布国内外，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们当中包括：浙江大学时的老学生朱兆祥；“文革”前的硕士生王前信和陈浩然；“文革”后刚刚拨乱反正时，培养了“文革”前就已经入大学的博士生李兴斯、王希诚、施浒立和刘英卫等. 还有对顾元宪等的关怀和培养，等等. 5 大学管理 任大连工学院院长期间，钱先生为学校发展呕心沥血. 他主张：学校要发展，必须解放思想，摆脱陈规旧俗的束缚，大胆进行改革，既搞好教学，又搞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他倡导干部深入工作实际，教师深入工程实际，充实和提高学校的各项工作. 他一直在思考如何从改善体制上发挥教师的主导意识，为此他提出了“学术细胞”的概念，在1986年第1期的大连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正式发表了钱先生多年思考和实践后撰写的论文《谈大学教师组织的基本单位——“学术细胞”》. 在这篇论文中，钱先生剖析了教研室的历史作用和存在的弊病，提出用“学术细胞”予以替代的策略，他提议： “要给‘学术细胞’的带头人以人权、财权、物权，由他自主使用，让他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去找任务，找课题，谋生存，求发展. 在‘学术细胞’内部，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才智，各得其所，心情舒畅，和谐地工作. 如果有重大的综合性课题，有关的‘学术细胞’可以组织起来，开展多学科联合研究攻关. 这样的‘学术细胞’多了，相互间就有个比较，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带动，开展竞赛和竞争. 如果干了几年没有起色，这个‘学术细胞’就必然自己改组或解体，要维持下去，就必须开动脑筋，在奋斗中开拓生路. 事实上，只有奋斗出来的‘学术细胞’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学术细胞’既是一个在竞争中求发展的系统，又是一个人才流动的开放系统，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具有较强的重组能力，这会使人们的精神、能力、关系都处于最佳状态. ” 钱先生还归纳出“学术细胞”的4个特点：1) 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让教师在共同的学术方向的基础上自由组合；2) 体现学术自由；3) 实行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4) 富有弹性. 在这篇论文的结尾，钱先生写道： “在各大学里，凡是搞得颇具特色的学科中，不难发现都有一些富有生气的‘学术细胞’在有成效地进行活动，因此发展得比较迅速，使得有才华的教师一批批脱颖而出，一个个分支学科相继建立，取得了较好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有些领域达到了学术前沿，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形成了学术梯队. 今后，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倡导与着力建设这种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学术细胞’，可以期望，众多的‘学术细胞’将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个面向’要求的大学教师队伍中充分发挥作用，做出贡献. ” 其实，“学术细胞”就是钱先生几十年来苦心经营力学学科建设的基层组织形式. 钱先生的论文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他希望通过经验的推广，达到所有学科都能够受益的目的. 6 结语 钱先生毕生的贡献体现在五大类：科学技术、学科建设、教育教学、人才培育、大学管理. 尽管涉及方方面面，主要还是在第一个方面，以力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的贡献为主. 钱先生原本是在比利时学习桥梁工程专业的，回国后也直接从事桥梁的设计与施工，后来先后到3所大学任教，也是在土木工程领域进行结构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然而，由于他对于结构力学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从“运用力学解决工程问题”渐渐过渡到“为了解决工程难题而研究力学方法”. 不知不觉地，他本人也顺其自然地由喜爱力学的工程师变成了娴熟解决工程难题的工程力学家. 这也是他同那些应用力学家的不同点. 为了弄清楚对钱先生工程力学家的定位，有必要区分一下人们通常不加区别的“工程力学”与“应用力学”似乎相同却相异之处. “应用力学”是理想的变形体力学的分支. 它并不强调工程实际背景，“应用”二字是同“理论”相反的概念，“理论力学”是以质点和刚体为研究对象的力学. “应用力学”包括：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等等. “工程力学”是强调工程实际背景的变形体力学的分支，如：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板壳力学、断裂力学、复合材料力学、爆炸力学、船舶结构力学、建筑力学、水力学、土力学、岩土力学、航空航天力学、地质力学，等等. 钱先生更多地关注工程力学，这是他同应用力学家的不同. 这个不同点就决定了他在“文革”之前，主要解决国家重大工程涉及的力学难题，从而也更多地发展了工程力学；而在“文革”之后，他因为计算机和有限元方法的发展，敏锐地意识到计算力学行将带来的巨大变革，同时，超前地倡导结构优化设计也同他的“工程师”素质相关. 他比那些应用力学家更主动、更有兴趣关心工程实际，更瞄准工程难题的解决. 他能够游刃有余地简化问题、提炼模型、抓住难点. 如果说，应用力学家解决问题经历了援引“应用力学”—解决工程难题—发展“应用力学”或“工程力学”的过程，那么就可以说：工程力学家解决问题经历了援引“工程力学”—解决工程难题—发展“工程力学”或“应用力学”的过程. 工程力学处于应用力学与工程学科之间的中间地带. 从历史上看，应用力学是工程力学的更一般化的抽象；从逻辑上讲，工程力学是应用力学与工程学科的交集. 工程力学发挥了把科学技术直接转换为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在解决工程领域里力学问题的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又促进了工程力学的发展，进而上升为更一般的应用力学理论. 工程力学明显地表现为2个阶段：前电子计算机阶段和电子计算机阶段. 钱先生身处2个阶段的更迭时期，他在“知天命”之前的前半生恰处于前电子计算机时期，当时工程力学问题靠手算，或用计算尺、手摇计算器去算. 锐意为工程服务的钱先生在这个时期于工程设计的各个领域，努力探索方便于工程师计算的精而简的力学方法，研究出了大量的工程力学成果. 所以当电子计算机阶段到来之时，他相信工程力学将在计算工具进化的影响下发生一个飞跃. 为了大力倡导建立计算力学这一新兴学科，钱先生身体力行地从事计算力学的研究，同时在大连理工大学带领和培养出一支计算力学的队伍. 工程力学领域的研究对研究者的素质有2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他应具有应用力学研究者那种深厚扎实的数学力学基础、娴熟的理论推导能力；另一方面他要有丰富的工程施工、建造、工艺等方面的广泛知识和经验，具有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意识. 2种素质得而兼之的人才是颇为难得的，而钱先生恰恰就具有这2种素质. 诚然，应用力学家也应当兼备这2种素质，但是对于他们，可以降低熟知工程的要求. 工程力学的学科性要求在于力学学术性与工程应用性的缺一不可. 钱先生善于理论攻坚又善于工程应用. 他在桥梁方面、水利方面均有工程力学的建树，在国防方面亦然. 结构力学作为工程力学的重要分支，其发展首先是研究轴力杆组成的桁架计算，接着是研究直梁组成的刚架计算和曲梁(有时与拉杆组合)组成的拱系计算，进而才深入到对板壳体系的计算. 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由少内力分量到多内力分量、由无曲率到有曲率、由一维到二维这种从易到难的进化顺序. 钱先生的研究轨迹与工程力学的发展相吻合，顺应学科发展的方向地做出了密切联系工程实际又与结构力学发展主流相适应的出色成果. 钱先生在壳体的极限分析、开孔应力计算和稳定分析等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指导理论推导、数值计算和金属模型的实验，使一支固体力学的科研队伍迅速成长了起来. 这不仅显示出了他的深厚学术造诣的将才，也表现出作为学术领导人的帅才. 工程力学的实践性特点使其时时带着计算工具的印记. 在不得不靠计算尺、手摇计算器进行繁重运算的年代，工程力学方法集中在模型的简化、计算技巧的猎取和特殊性的处理上. 当计算机时代到来之时，真心实意地为工程服务的力学家们必然以极高的热情将工程力学推向计算力学的阶段. 计算力学是基于应用力学基础、考虑工程力学的方法论、计算数学具体方法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以电子计算机工具研究解决力学问题的理论方法和软件编制的学科. 它补充和完善了实验力学的作用，产生了数值实验的分支，在许多问题上以较低费用和较短周期的数值实验代替较为昂贵和较长周期的物理模型实验. 顺便指出，计算力学学科的出现使计算机化的应用力学和计算机化的工程力学消弭了界限，或者说，计算力学就是以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力学作为支柱，把计算机化的应用力学和计算机化的工程力学合二而一. 1994年，钱令希为《计算结构力学及其应用》杂志创刊10周年撰文，题为“纵观结构力学”. 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回顾了学科的发展，独具匠心地阐述了他对于工程力学方法论的见解，并且高瞻远瞩地展望了发展前景. 他指出：“结构力学初期的任务，是分析结构在外因作用下的反应(应力、变形)等. ……分析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还应研究结构特征的识别、设计方案的优化和工作状态的控制，这些是结构力学高层次的任务. ”他对于“从被动的分析到主动优化设计，再进一步到结构的控制”进行了详尽论述之后，号召大家顺乎生产的需求去努力奋斗. 进而，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某些过分依赖计算机程序而忽略了基本理论教育与学习的倾向，强调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工程力学的电子计算机阶段依然有宝刀不老的意义. 他这些目光犀利的展望和意味深长的忠告，伴随他那些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一起，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曾于1978—1998年期间，在大连工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工作，并担任钱令希院士的科研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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